发布日期：2025-03-22 17:06 点击次数：106
香港汉文大学文物馆、艺术系与上海博物馆合办的大型展览“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于2025年3月21日至7月20日在香港汉文大学文物馆展出。该展览谈论多年淫咪咪，意在透过360余件来自海表里多家艺术机构和紧要个东谈主的珍稀储藏，从物资、念念想、艺术三个层面，展现晚明这个独到时间的艺文风貌。本文接洽“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特展，为作家以1966年在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朱家巷发现的朱守城家族墓出土文物为切入点，探究晚明坐蓐的密致工艺品，与其时市民主要的餬口形式、工业时期发展、物资生活环境变化以及社会文化不雅念蜿蜒之间的关系。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家眷、歌女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篾片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东谈主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此为晚明张岱所撰的《陶庵梦忆·虎丘中秋夜》卷五所录。
十六世纪中期，江南城市工营业空前畅旺。尤其隆庆元年（1567）明廷拆除海禁后，中国成为其时全球海上贸易体系的一部分，列国商船纷纷来华购买土产，多量白银从日本、南好意思洲等地经此流入中国，令苏州、杭州、松江等江南主要城市──生丝、丝织品、棉布等大量商品的坐蓐地和集散地──加倍振作。江南地区此时不但腹地产物和新奇的番邦货供应一语气接续，日用品和挥霍更益趋密致根究。城市繁华，吸引了各色各样的东谈主前来寻找治生和发展的机会。清初，张岱回忆晚明苏州的中秋夜，虎丘山上挤满腹地东谈主和侨居的商旅、士东谈主、乐师、名妓、帮闲、奴仆等。这些身份作事互异的城市住户，亦即“市民”，恰是晚明城市繁华生活的主要群体。
晚明江南市民组成复杂，各东谈主领有的经济成本、文化成本和社会地位不错有很大差异。诚然如斯，市民之间仍有两个辽阔特色：一，政事、军事、经济实力上，他们远逊于贵族、藩王、勋戚、阉东谈主、元勋家族这类自皇权延迟的群体。由于穷乏皇室荫庇，他们无可幸免要自餬口涯或研究家业，只不外明代家事束缚之责时常委诸妇女，故士东谈主通常自称“不事坐蓐”。二，明代中期以后，朝廷无力适度之下，社会程序越发苟且，阶级流动缓缓辽阔。此一社会欢叫，学界已有充分接头。而个东谈主的社会身份，在门第除外，还取决于个东谈主的经济和文化成本的多寡，而积累的文化成本和社会地位，又对往后所能进一步获取的经济成本偏激他社会资源（如东谈主脉）有影响，各项身分互为作用。汲汲于研究本身的文化生活和社会身份，因此亦是江南市民的辽阔特色。“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吝重值，争而收入”（吴其贞《字画记》卷二）。个东谈主领有的器物，尤其是古今工艺和字画作品，皆为个东谈主文化内涵和社会身份的外显主张，故深受喜爱。若何治生、若何使用器物、若何成立社会地位等问题为德不卒紊，恰是晚明江南不少市民的慈祥所在。
图1 金笺朱漆描金东谈主物纹竹折扇（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海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图1 金笺朱漆描金东谈主物纹竹折扇（图录1.95） 明晚期（约1550－1644） 1966年上海宝山区朱守城家族墓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朱守城家族墓1966年发现，地点在上海宝山区顾村镇朱家巷。一墓三棺，墓主辞别是朱守城、其妻王氏及儿媳杨氏。其中属于杨氏的买地券骄贵，其入葬年份为万历九年（1581）。该墓的紧要随葬品，大部分出自朱守城棺内，包括嵌玉木剑饰一件、明代竹刻名家朱缨所制香筒一个，以及现有最为完全的明代书房文房器具一套，后两者发现于守城头部两侧；另外，三棺共出土折扇二十多把，大部分置于死者手旁（图1）。由于随葬品充满文东谈主气味，加上墓主生平史料失载，因此论者过往一直视朱守城为文东谈主雅士，其随葬品则为晚明密致文东谈主文化的什物代表。直至频年，学者刘芝华翻检出明代嘉靖、万历两朝大臣徐学谟为守城之子显卿撰写的墓志铭《一火友忠伯朱君墓志铭》（《徐氏海隅集·文编》卷十七），厘清守城实为富农而非文东谈主，才调动了过往对这批紧要文物主东谈主的融会。而此一发现，亦为研究晚明江南密致文物与其时社会中层的物资生活，提供了勤恳的机会。
一、治生之谈：田产与纺织
朱守城，名铃，号守城（墓志铭作“守诚”），世籍嘉定朱家衖。守城与妻王氏育有一子，名显卿，字忠伯，生于嘉靖二年（1523），卒于万历二年（1574）二月。显卿元配刘氏早卒，与继室杨氏生一女。据墓志铭“持守诚公丧，虽逾祥，寸帛不施于体”数语，得知显卿于其父归天后一至两年仍辞世，故可推算守城的殒命时期约在隆庆六年（1572）或稍前。
墓志铭称守城“以农起家，颇积高赀”，是财力结识的富农。男儿尚幼时，守城已侨居嘉定县城，并与徐学谟为邻。徐学谟，字叔明，号太室山东谈主，嘉定东谈主，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后至湖广荆州为官，累官至礼部尚书。徐学谟年岁与显卿相若，考取进士后便离乡出仕，是以他与朱家为邻应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考取进士前。墓志铭称"守诚公故任侠，日征歌选舞，召客东谈主为永夜之饮"。所谓"任侠"，既指明中期以后城市士东谈主之间不事坐蓐、轻财结客、善酒、汗漫游乐的糟塌往返习尚；同期亦形容强者英豪义无反顾，触白刃死患难的豪侠气慨。“任侠”一词，不禁令东谈主办意想朱守城棺出土的嵌玉螭云纹木剑饰（展品）。明东谈主有谓，设剑于书房意在“壮怀志勇”（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卷》）。不外，徐学谟使用“任侠”一词似无嘉许之意。他说起朱守城，旨在对比显卿为东谈主之“醇”，不为其父之酒色歌舞所眩惑。据此猜想，朱守城在嘉定士东谈主之间，应莫得特别的声望。
守城“以农起家”，依靠家族田产供应支出并积累金钱。明清社会中层家庭餬口的形式，以购买田产和收取田租、房租最为辽阔。文东谈主赏识家李日华自万历三十二年（1604）离开官场，退隐二十余年，他在嘉兴的田产恰是紧要收入开始之一。袁中谈屡试不第后接洽隐居，相同祈望以家族田产供应家东谈主生活及我方游乐的开支。
至于朱家的农田教育何种作物，墓志铭并无记录，惟参照场所史志贵府，则可大致推断。明代中世以后，丝织业和棉织业发展茂盛，江南多量耕地从教育米粮转为教育桑、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地泰半用于植桑，而苏州和松江两府的耕地则多植棉花。朱守城家族所在的苏州府嘉定县，因“地形激昂，宜种棉花，名曰旱田。大都旱田当十之七八，是以种花者恒多，种稻者恒少。民之占田，富者以顷计，贫者以亩计，最下者佃东谈主之田而偿其税，俱不务积粟。”（《嘉靖嘉定县志》卷三）。至迟在嘉靖年间，棉已是嘉定的主要农作物，该地植棉比例为江南最高。“邑之货莫大于布、帛。平布则户织之”，当地寰球纷纷进入棉布产业。嘉定棉布是明中晚期国内阛阓的闻名商品，“巨贾巨贾，积贮贩鬻，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辽、蓟、山、陕，动计数万。” 江南地区纺纱业和织布业日益振作，使棉业成为嘉定东谈主金钱的主要开始：“ 国之赋敛庸调，民之服食器用，与夫哀死事生交际之费，胥此焉出。”因此，朱守城的生活，很可能亦然靠着家族原野植棉纺纱奉养。
纺织业是明代江南城市的紧要经济相沿，由棉纺织业和丝织业两大产业组成。好像在弘治、正德、嘉靖年间，苏州、杭州、南京等大城市，以至松江、苏州、嘉兴、湖州、杭州各府州里，民间纺织业皆先后振作起来。明代中世以后，蚕桑坐蓐在国内多地退让，惟一江南和四川两地持续发展，及后江南蚕桑坐蓐更走向极盛，质地为宇宙之冠，江南丝织业因此具有先天上风。至十六世纪下半叶，江南的生丝、丝织品和棉布已成为国内和国外阛阓的畅销商品，棉布和丝货产量极大。据学者估算，晚明时棉布年产量高达约5000万疋。丝绸商品的年产量虽穷乏文件记录，但江南丝绸产业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坐蓐毛额已达203万两，到了崇祯十年（1637）更飞腾至337万两，国内和国外阛阓分占120万两和217万两（李隆生：《晚明国外贸易数目研究──兼论江南丝绸产业与白银流入的影响》，页212－213）。出口丝货占中国出口商品总值七成傍边，足见其经济价值之巨大。晚明江南丝货和棉布出口量逐年跃升，促使大都白银流入，江南城市持续繁茂端赖于此。纺织品阛阓茂盛，亦吸引多量州里东谈主口进入到桑棉教育、纺织品深加工和纺织品贸易行业。“纺织不啻乡落，虽城中亦然。里媪晨抱纱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复抱纱以出，无霎时闲。织者率日成一匹，有整夜不寐者。田家得益，输官偿息外，未卒岁室庐已空，其衣食全赖此。”（《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顾绣（展品）起源地上海露香园的主东谈顾客名世，由于父亲早逝，自幼“偕兄依母夫东谈主从心裁中课读”（《云间志略》卷十七），恰是依靠母亲纺织供给所需。
织染时期与十丈软红
明代纺织业的兴旺，为江南提供多量金钱；而纺织时期的逾越，更将多量斑纹颜色带入城市生活。明初洪武五年（1372），朝廷曾礼貌"民间妇东谈主驯顺惟紫絁，不必金绣，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格式，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用蓝绢布"；至天顺二年（1458）又定，官民衣服不得用“玄、黄、紫及黑色、黑、绿、柳黄、姜黄、明黄诸色”（《明史》，卷六十七）。从江南场所志可见，明初民间衣饰特殊朴素，用色单调。如嘉靖常州府《江阴县志》载：“国初时，民居尚俭朴，三间五架，制甚局促。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长衫，戴平头巾。少者出游于市，见一华衣，市东谈主怪而哗之。”（《嘉靖江阴县志》卷四）但是，跟着明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展，寰球消穷苦飞腾，对华好意思衣饰的追求越发辽阔，纺织时期亦在雄伟需求的刺激下淫咪咪，接续迈进。
就晚明江南纺织时期的校正，学者范金民已作简易分析。举例，大型斜身式花楼织机的出现，灵验提高织物密度，故意于多量坐蓐柔韧耐用、光亮平滑的丝织品。缎织物在明清大盛，即得益于此。又如织物提花工艺上，晚明发明了“挑花结本”的新步骤，一般织工只消掌执提花步骤，据花本次第下色，就能织出复杂的技俩。花本不仅可类似使用，还可在织造经过中屡次更换。从此织物纹样不必轮回类似，更发展出龙袍、蟒服等独幅盘算的织成面料，依线编著并缝制即可制成。
但是，织染时期逾越对晚明物资生活影响之巨，却是此前甚少论及的面向。相较明初的朴素单调，晚明织染时期为民间衣饰带来前所未有的斑纹与颜色。举例其时发展完善且极为流行的妆花时期，用彩色小纬管在门幅内分段织造，冲破了织物相邻纹样颜色配搭的收尾，达至逐花异色，变化无限。此中变化，又得益于晚明华贵的染色时期，产生更激烈的视觉恶果。有别于明前中期多继承未经练白的丝，晚明使用仍是脱胶的练白丝，故能染出光亮的淡色；相助屡次套染的时期，增多媒染剂种类，更使新色迭出，各样脉络的中间色尤为丰富。（范金民：《衣被寰宇：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如在图录1.50杏林春燕织金妆花缎上，浅蓝、粉红等各样轻柔高雅的颜色，便为晚明吴服所尚。学者凭据文件归纳，江南丝绸的格式从明初好像有十五六种，发展至嘉靖朝已有五十余种，到明末更达至一百二十余种。如图录1.57宋式锦上的琐纹花绦（图2），在轻细的空间内变换多种图案和格式，并织入捻银线，花色之多，令东谈主目不暇给。染色工艺深湛，不仅令织物颜色刺眼，更使南北刺绣发展跻峰造极。顾绣能以丝线推崇水墨设色浓淡不一的脉络变化，丝染时期逾越恰是达至此一艺术高度的先决要求。
图3 杂宝小团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淼：《中国古代丝绸盘算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图3 杂宝小团花暗花缎夹袍（局部），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出土，泰州市博物馆藏。 转引自苏淼：《中国古代丝绸盘算素材图系．暗花卷》，页142。
江南墓葬出土的嘉靖、万积年间的衣饰，便充分体现纺织时期和时间风俗带来的调动。此时期的官民墓葬，如江苏泰州徐蕃妻子墓、刘鉴家族墓、刘湘妻子墓、森森庄明墓、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等，多量出土使用花缎制作的衣饰，如长衫、棉袄、裙、百褶裙、围腰、护膝等。花缎用两种格式或以上的纬线通梭织成，颜色富于脉络。诚然考古出土的织物，大多因格式零散而仅剩原丝的黄色（图3），但对照各地所保存的晚明重刊《永乐北藏》的丝绸经面，草菅人命纹花缎、万字曲水纹花缎、杂宝水波马纹花缎等流行衣料，仍可想像其时江南市民衣服颜色若何缤纷绮丽（图4）。至于出土的织金织物，则多为补子，或衣物的局部遮挡，如门襟、边襴等。其他高级衣料，如妆花罗（图5）、妆花纱、妆花缎、织金妆花缎等皆绮丽刺眼，尽显奢华。
织物之是以对晚明物资生活环境产生巨大影响，原因在于它们不仅是衣料，更是包装和枚举的材料。举例纱用于制作窗纱、床罩帐幔；花缎用于寝具制作；绫锦用于包装器物，装裱字画；锦用作桌围、椅披等室内遮挡。这些枚举和器用的制作，触及不同门类的工匠对织物普通而生动的应用。晚明版画，如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Köln）藏崇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王人伋刻套色印本《西厢记》第七出《负盟》和第十三出《就欢》，即可见斑纹织物用作椅披、桌围、地毯、床罩、帐幔、床单、锦被等（图6）。单色版画的例子则更多，如武林起凤馆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元本出相北西厢记》（图7）、环翠堂万积年间刊《义烈记》、《东谈主镜阳秋》等插图，织物几近遍布生活每个边缘。这些版画描画满布稠密锦纹的室内空间，也许意不在写实，而在推崇晚明某一种典型或逸想的物资生活环境。事实上，织物的斑纹、用色和意象，明清时期已多量漂浮和挪用到其他材质上。及至十七世纪下半叶，室内遮挡满布织锦纹样的图像例子，更俯拾皆是。
图6《西厢记》第七出〈负盟〉。崇祯十三年（1640）吴兴闵王人伋刻套色印本。 德国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藏（Inv.-Nr. R 62，1）。© Rheinisches Bildarchiv Köln， Walz， Sabrina， 2009.02.05， rba_d012779_07
图7《元本出相北西厢记》插图，武林起凤馆万历三十八年（1610）刊本。 转引自郑振铎编：《中国版画史图录》，第2册，页22–23。
晚明江南织物的用色，动辄可达十种或以上，即即是其时官窑的釉上彩瓷，也无法比好意思。既然江南织物繁多的颜色和纹样，日渐融入市民的生活环境，在此一环境中坐蓐的日常用器和清玩，又有否师法、挪用甚或发展出与织物抗衡的遮挡政策呢？晚明商品流动相对目田，研究者要系统地成立明日黄花期物品之间的线性发展关系殊粉碎易，也有时合适。但是，不错看到，存世各样材质的晚明器物，不仅辽阔共用遮挡主题，如五毒、寿字等，举座用色搭配和斑纹收用亦有许多把握之处。举例五彩描金瓷执壶与朱地织金锻，两者在颜色推崇上十分相似（图8－9）；万历官款戗金彩漆长方盒的描金锦地，则与菱格卍字杂宝纹锦如出一辙。此外，晚明民间使用油漆混调的步骤，在漆器上制造天蓝、皎洁、桃红、粉红等浅淡亮堂的中间色；颜色斑斓的百宝嵌于晚明出现；甚或在竹、硬木等器物名义继承单纯的素面磨光或不着色的镂雕凿刻遮挡等，这些手法和政策，皆见证了工匠在织物颜色与纹样知道的时间环境中，若何充分诈欺各样材质的独到之处，回话审好意思潮水以及其时社会赋予这些遮挡标记的文化标签。百工竞技，关于城市中的工匠和商东谈主，自是餬口致富和身份转型的良机。而生活在城市中稍有资财的市民，靠近五花八门的器用，乃至器用所蕴含的各样文化象征，就不得不严防采选。
二、前锋物品与文化不雅念的调遣
朱守城居住的嘉定县城，从嘉靖到万历朝，在习惯和物资供应上，都经验了彰着的变化。这些变化对解读该墓出土的文物，以及其时文东谈主群体对前锋物品不雅念的发展，至为紧要。嘉定县在明代曾四次修纂县志，其中《<嘉靖>嘉定县志》成书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其时守城年龄应介乎五十至六十之间，其子显卿约三十四岁，书中所载为二东谈主活跃年代的社会情状。至于《<万历>嘉定县志》，始纂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十三年（1605）夏发行，书成距离朱氏父子离世已三十多年，两版县志的差异，正好反馈此期间风俗的变化。
据《<嘉靖>嘉定县志》记叙，嘉定的风俗蓝本“简远朴茂”，但是，自弘治朝始，习惯渐变：“弘治、正德间，习侈好靡，无丰俭之节，置酒高会，辄刲羊击饱读，连迟早不言厌饫。”日食万钱的生活习惯，弘、德两朝主要见于饮食无节制。其时嘉定植棉纺织业正茂盛发展，寰球渐多余财，运转有要求认真生活质素。及至嘉靖中期，社会日益弥散，作风更为奢靡，待客饭食丰盛，婚葬更极尽奢华，细节安排直可与贵族比好意思：“父母死，送葬音乐、文绣拟诸贵爵，以致倾产”、“男女婚配馈赠，多致边远珍异之物，金珠纨绮，映照里闾”。关于民间炫富之习，县志的修纂者直言：“呜呼，风俗蜿蜒，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至《<万历>嘉定县志》，风俗蜿蜒的焦点则在“中东谈主”之变，即中等东谈主家的活动变化。如请客，富室设边远水陆珍品好菜，“至于中东谈主，亦慕效之，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中等家庭为师法巨室，不吝用上数月的膳食费请客。与此同期，东谈主与东谈主之间更见功利，不但内行僮仆见主家退让会掉臂不顾，“至于中东谈主之家，抚养有恩，或至宗子育孙，而一朝叛去，轻易殴詈，甚且入室操戈焉”，老少间的忤逆频频发生。社会谈德亦出现崩解之征，轻易坑害、诬陷、纠党阻抑、侵占地盘、拦抢乡民棉花等劣行，间有所闻。而县志列举的恶俗之末，则是社会基层的糟塌之风：“食肆之盛，珍错毕备，侑以歌舞，巨室僮奴，公门厮役，厌饫其中。一饱之余，捐金成笏，食者嬉笑，而主者烦闷。”社会基层的僮奴和厮役，牛饮饱食山珍海错，挥霍无度。此等恶俗，前志皆未有载，修纂者不禁爱慕谈：“其民不行安堵乐处于太平之世，而服谗搜慝，利己僇民，是何心哉！”
十六世纪嘉定县经验的，是从富饶淳朴，到糟塌认真，至终末侈靡挥霍习尚深远社会中基层的演变。靠近这些调遣，《<万历>嘉定县志》的修纂者──张应武、郑胤骥、唐时升、娄坚、李流芳等东谈主俱作严厉品评。上述几位修纂者，皆为嘉靖、万积年间闻名文人，建议以古学力抗其时的俗学，此后三者与程嘉燧合称“嘉定四先生”，诗通知画海内知名。他们的不雅点，在晚明江南文东谈主之间极具代表性。他们烦闷社会失序，将基层寰球过度挥霍与逾越阶级列为恶习之末，可见十七世纪初文东谈主对此何其厌恶。
从嘉靖中晚期至明末，跟着社会风俗和物资生活环境变迁，不同材质和遮挡的器物所得的评价接续调动，文东谈主对上述恶习的厌恶，亦投射到一些寰球借以炫富的材质和遮挡上。
说回朱守城棺内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四大类：一，文房用品、香筒及剑饰；二，折扇；三，个东谈主衣物和小衣饰；四，丧葬用品包括梳和铜镜。与上海其他明墓对比可知，第三、四类是典型的陪葬品。而第一、二类则并非典型的陪葬品，似是墓主生前钟爱之物。这两类文物的材料、器形和遮挡，包括使用硬木制造、具工匠名款，以至嵌银丝、彩漆竹骨等仿古与尚彩的遮挡，皆属嘉靖末至隆庆朝的前锋，况兼这些工艺特色的流行更延续至明末。不雅察这些特色，正好揭示晚明七八十年间对“物”的不雅念的调遣。
从紫檀文房到朱缨香筒
朱守城墓的出土器物之中，以文房器具最为刺眼（图10），当中有九件用紫檀木制作。紫檀木器在中国民间多量坐蓐和销售，发生于十六世纪后半叶。生于嘉靖十九年（1540）的范濂，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傍边完成的《云间据目抄》卷二有以下记叙：“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令郎，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跟随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工，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矣。”范濂年青时，松江民间只用“银杏金漆方桌”，由此可知，嘉靖末年畴前，即便有硬木产品在江南流畅，亦仅仅巨室大户才会从苏州一丝购入。及至隆庆、万历二朝，密致的硬木产品始于民间普及。范濂的不雅察，与嘉靖四十三年（1564）权贵严嵩籍没的八千多件产品中未说起紫檀、黄花梨等硬木产品的情况相符，也佐证了紫檀文房用品在江南的流行年期。王士性成书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的《广志绎》，论及其时流行的木成品格调：“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饰，即物有雕饰，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始盛。” 紫檀文房用器和产品于十六世纪后半叶普及，主要原因有二：一，民间消穷苦接续擢升；二，隆庆年间怒放海禁，原产自印度的紫檀木自此可经由远舶来品船多量输入。
高濂所著《遵生八笺》，成书于万历十九年（1591），与《云间据目抄》和《广志绎》相同完成于十六世纪的终末十年。高濂在书中对紫檀制作的文房器具和饰物赞誉有嘉。他对紫檀制成的念珠、扇柄、笔床、压尺、典籍匣、笔船和小几，皆评为“雅”、“好意思”、“佳”、“上”、“精甚”、“传玩佳品”、“甚快心目”，此外古研匣、秘阁和墨匣亦常见；惟有用于制琴时，紫檀木才受质疑“虽好意思何取”。由此可见，至十六世纪末，紫檀于文东谈主心目中仍是好意思好的材质。汤显祖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创作《牡丹亭还魂记·闹殇》一节，专诚描画杜丽娘移交丫鬟春香用"紫檀匣儿"收贮其自画像，藏在太湖石底。万历三十七年（1609），休居嘉兴的李日华，尚储藏一紫檀芝朶击子（磬），以为把玩（《味水轩日志》卷一）。
紫檀木普及至社会中基层之际，贬之为“俗”的声息在十七世纪初便运转知道，至天启、崇祯年间更甚。沈德符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及四十七年（1619）写于浙江嘉兴的《万历野获编》，指出“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文震亨的《长物志》成书年代稍晚，写于天启元年（1621）至崇祯十年（1637）之间，书中列出更多前锋紫檀制器，如画卷轴身、架脚手炉、雕花笔管、梳等，一律遭到作家贬斥为雅士不可用之物；此前高濂合计合乎用紫檀制作的雕花秘阁、扇柄、研匣、典籍匣、文具匣，亦被评为俗品，仅压尺、笔船、笔筒、鼎彝式炉盖、老式木榻数种器物可用紫檀。由高濂到沈德符、文震亨，数十年间对紫檀评价巨变，展现了晚明文东谈主品鉴器物若何随时间变迁。而文震亨对个别材质和器类的责难，除了意欲帮忙文东谈主阶级评定雅俗的文化泰斗，很可能亦有意意外地将中基层市民过度挥霍、逾越阶级的“恶习”，投射到遭“销耗”的材质和器物之上。就此而言，他的挑剔跟《<万历>嘉定县志》的修纂者训斥巨室僮奴、公门厮役厌饫山珍海错，并无差异。
不雅乎晚明文东谈主对紫檀制器立场的演变，再接洽到朱守城墓中的文房器具坐蓐于隆庆六年（1572）畴前，不错推断其时文东谈主对它们的评价应极轨则面，更接近高濂而非文震亨的观点。这些文房用器是其时起先的潮水产品，不仅材质新颖，况兼好古、尚奇的遮挡格调亦然晚明文化所尚。如见于浮雕螭纹木瓶、松鹤纹木印盒、胡东谈主戏狮图木盒等器物的嵌银丝遮挡，是明东谈主融会中夏代铜器的特征，用之旨在推崇古意。又如在木压尺上嵌入宋代玉饰，将储藏的古物化用于新器。晚明民间的好古之风，诚然穷乏严谨的研究为基础，但凭借丰富的创造力，参照古物及《博古图》等典籍，制作出多种仿古和拟古的器形和遮挡，并应用于铜、瓷、玉等不同材质的器物上。跟着潮水发展，仿古的对象亦从古铜和古玉，蔓延至宋元及本朝瓷器；古器之外，晚明亦流行在传统隶书上玄机地加以变化创造“奇字”，以奇为古。
尚奇炫异的晚明艺术特色，尤其特别表目下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折扇上。该墓出土折扇共二十多把，相较于大多数墓葬出土一把，以及小部分墓随葬二至四把的情况，其数目之多，为宇宙墓葬仅见。这些摺扇中，有十五世纪以来广受文东谈主喜爱的泥金字画扇，也有金笺洒几何金屑（图1）折扇。后者至迟在十六世纪中世已于南边流畅。诚然遮挡格调不同，二十多把折扇相同金光灿灿，带有明东谈主意志中的日本折扇"金银涂饰"格调。这些折扇最新奇之处，在于黑漆扇骨上的遮挡：有的扇骨的正、背两面皆画海棠形开光，开光内辞别绘士东谈主远足图和赏荷图；有的以彩漆描金绘上携琴访友、或牡丹寿带鸟等丹青；有的以泥金蝇头小楷写有《前发兵表》。具有类似扇骨画图或书道的出土例子未几，且文件未载，故无从得知其时的流行情况。此种遮挡将折扇颜色图样的满密进程擢升到极致，与上节论及的晚明织物特色山鸣谷应，是极具时间特色的遮挡手法。
纵不雅朱守城墓的文房器具与折扇，材料和遮挡格调多来自海表里各地。如箕形端砚来自广东肇庆，紫檀木来自印度，黄花梨木产自海南等。上段说起的金银涂饰，是明东谈主融会中的日本遮挡格调；相同重视金饰的“倭漆”、“倭铜炉”等器物，亦在十六世纪末以来的文东谈主品鉴册本中备受崇拜。此外，犀角亦然晚明富豪之家追捧的舶来材质，由路过苏门答腊、爪哇、印度等亚洲犀牛原产地的远洋商船贩运中国，经巧工雕琢，制成各样犀杯，或作花叶形，或师法古代铜器形态，成为风行一时的商品，并为福建德化瓷窑所师法。这些原材料并非到晚明才初次输入中国，但是，正由于刻毒东南沿海多年的海盗寇掠于嘉靖末至隆庆初年渐渐平息，海禁拆除，海表里的高级原材料聚首江南，工巧精绝的手工成品得以多量坐蓐，城市中等东谈主家才有机会赏玩和把玩。
明代中期以后，大多数隶匠籍的工匠（轮班工匠）不错纳银代替如期到京师入伍，增多责任目田。他们当中有的于十六世纪迁至经济兴旺的江南假寓，专注发展手工艺处事，并积极培育子弟念书考取功名以调动世及的匠东谈主身份。朱守城墓出土竹雕香筒的制作家朱缨，即是其中闻名例子。朱缨，字清父，号小松山东谈主，是雕琢名家朱鹤之子。朱鹤一家于正德至嘉靖初年从江苏华亭移居嘉定，其时刚巧嘉定经济勃兴。朱缨剿袭父业，以镂雕作品知名，享誉江南之外，申明更远传至河南等地。由于朱缨个性恬淡，又精于书道诗画，嘉定士绅对他崇拜备至，并为他留住不少生缓和作品的实在记录。
文轩 探花朱守城家族墓出土的竹雕刘阮入天台香筒，刻有“朱缨”偏激号“小松”（图11）。名款是鉴别竹刻圆雕蟾蜍偏激他传世朱缨作品的依据之一。在工艺品上刻上巧匠名款是晚明前锋。这欢叫一方面骄贵其时工匠的社会地位有所擢升，“其东谈主至有与缙绅坐者”（王世贞：《觚不觚录》），名匠受东谈主尊敬，故物以东谈主贵；另一方面，名款动作制作家的个东谈主印章落在作品上，犹如明代官窑瓷器的年款，代表制作家对产品性素的招供，并以此象征识别。迄今所见，晚明器物上留名的工匠繁密，如治玉名匠陆子刚、以百宝嵌知名的周柱、铸铜名家胡好意思丽、善制嵌入螺钿漆器的姜沉等。但是，与朱缨不同，大多数江南巧匠虽名重一时，作品销售至宇宙各地，但他们的生平贵府却极少，大多唯有稀薄记录，撰于伪器日多之时。晚明商品阛阓伪物充斥，物上留名，诚然无助于辩别其真伪，却不失为情愿各地破钞者追求名家作品的一个简略贬责决策。
王世贞《觚不觚録》载：“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东谈主，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徳，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东谈主起程点，而徽东谈主导之，俱可怪也。今吾吴中陆子刚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银、赵良璧之治锡、马勋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吕爱山治金、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皆比常价再倍，而其东谈主至有与缙绅坐者。近闻此好流入宫掖，其势尚未已也。”《觚不觚録》约成书于万历十二年（1584）。按此推算，即元明字画价钱骤升始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而本朝官窑瓷价飞腾简短始于隆庆三年（1569）。据丘集所撰〈书朱清父墓志后〉，其姻亲殷仲弘曾“以白金一镒，购其所刻檀香吕纯阳像”（《万历嘉定县志》卷二十）。徐学谟于〈朱隐君墓志铭〉曾言，朱缨在夫人殒命后至其本东谈主离世前的十七年，“所善雕饰多委弃不治”。由是估算，殷仲弘购买朱缨所刻吕纯阳像一事，当发生在嘉靖三十九年至隆庆四年（1560－1570）之间。此时朱缨的作品尚可购得，一尊像价值一镒，即二十四两银，等于《<嘉靖>嘉定县志》所记其时锻练的两年薪酬（每年银一十二两）。如是猜想，朱守城棺内出土的朱缨款竹刻香筒应该相同价值昂贵，仅仅尚未至于十七世纪初《<万历>嘉定县志》所言"为世难得，几不可得"的无价珍品。朱缨的竹刻香筒，在隆庆朝以后五十年间在众东谈主不雅念中的变化，惟恐亦然墓主所无法想像。
三、小结
十六世纪中晚期至明代覆一火的七八十年间，江南城市的经济结构、工业时期、物资生活环境、社会风俗，以至文化不雅念，皆经验诸多变化，而各个面向紧密关连，彼此影响。本文论及的嘉定县，可谓其时江南城市的代表。朱守城在晚明初期，以富农身份，靠着田产得来的金钱，购买喜爱的前锋物品，享受江南经济兴旺，手工业发达，海表里商品聚首的环境所带来的丰盛物资生活，既可赏玩过往几近为文东谈主所操纵的密致书房文房用器，也可穿着蓝本唯有皇室贵族才配使用的五彩文绣衣着，手执洒金摺扇仿如才子名士，而未须接管文东谈主群体的刻毒品评和明朝一火在旦夕的进军懦弱。许多像朱守城这么的城市中层市民，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资和精神目田，关于他们来说，此时号称江南盛世。
朱守城以富农身份领有墓中出土的繁密用器，文东谈主或评为“俗品”、“销耗”，当天学者或视之为"糟塌性破钞"、"社会仿效之风"的收尾。此类的破钞模式，在晚明社会应甚为辽阔。朱守城家族墓之是以特别引东谈主安详，是因为类似的挥霍甚少辘集放入明代匹夫墓中陪葬。但是，这又是否出于朱守城的采选？《一火友忠伯朱君墓志铭》记录其子显卿曾为县学诸生，诚然屡次赴京应考不第，但“文誉翔起，吴中佳士，争折行交附之”，学养备受吴中士东谈主崇拜，其东谈主“所至，载古典籍、彞器自随，佐以觞咏，流连欢洽，翩翩如也”，况兼“自闲平居，服御颇都丽”。朱显卿所到之处，常备古图籍、古礼器，赋诗饮酒，文华风致，正常穿着亦颇丽都。各样形容，骄贵朱显卿仍是踏进士东谈主群体，不禁令东谈主意想，其父陪葬的密致文房用器、香筒和摺扇，是否缘于显卿意欲将父亲塑酿成一介文东谈主？这个问题难有实在谜底。晚明社会破钞阛阓相对怒放，经济资泉源向社会各阶级，密致生活常识普及，各阶级与其领有的物资生活之间关系犬牙相错。也许，恰是晚明江南城市的物资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和复杂，令这一切成为清初明黎民神牵梦系的好意思好追忆。
（作家系香港汉文大学艺术系副教育。本文收录于图录《浮世清音——晚明江南艺术与文化》淫咪咪，原标题为<繁华随处——晚明江南城市中层市民的生活> ）